sgqyd 2004年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首次将人权正式写入宪法，其中的人权自然包括生命权这一最为基本的人权。
[38]BGHZ 21，102．[39]君子协议最初见于 1888 年美国铁路会计协会( Railroads Accounting Division) 的报告。如前所述，对情谊行为中受惠人的人身伤害，美国一些州的《汽车客人法》采纳了这种做法。
但这一术语的措辞鲜明，比私法上的效果更易理解，故为本文所选。在特定情形，受惠人还可以行使无因管理请求权。[48]［1995］1 WLR 975．[49]Wendell H． Holmes，The Freedom Not to Contract，60 Tulane Law Review，751( 1986) ．[50]参见左卫民、谢鸿飞: 《论民事程序选择权》，《法律科学》1998 年第 6 期。鉴于法律行为的效果是民事权利的得丧变更，由此可以简单推导出一个标准：行为内容涉及民事权利的，即构成法律行为。本文采用了创设法律关系的意图这一术语，它可能会引起这种误解：只要当事人表达了受法律拘束的意思，则无论该行为是否为法律上的行为，法律都应调整。
一方面，若执行协议，就对社会发出了这样的信号：所有的诺言必须履行，但这对社会未必是个好事：正如因为有了魔鬼，上帝的意义才完整呈现（所谓魔中自有天籁），在极其私密的领域，法律放任、宽容不履行诺言的行为，容许无伤大雅的私德在一定程度的堕落，不仅无损社会利益，反而会促进个性的多元化发展。如受惠人明知施惠人驾驶技术糟糕、车辆存在瑕疵的，虽不能推定受惠人放弃了侵害赔偿请求权，但认定其有共同过错，因而减轻施惠人的责任，当无疑问。在大多数地方律协和司法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地方，这笔钱就顺理成章地转化成了当地司法局的行政费用。
[9]TerenceJ.Johnson ，The State and the Professions ：Peculiaritiesof the British，pp.186-208in Social Class and the Divisionof Labour，eds.A.Giddens and G.McKenzi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82）。最后要强调的是，在我国的法律实践中政治型和目标型律师往往自称或被称为维权律师[28]，然而，所谓维权律师的概念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自1990年代以来，每个中国律师每年年检注册时都要交纳一定数额的费用（不同地区几百至几千元不等），这笔费用曾经叫作管理费注册费，在《行政许可法》颁布之后，则换汤不换药地改成了律协的会费。于是，如干预理论所言，同样处于萌芽期的中国法律职业被完全纳入了国家行政体制之内，律师是吃皇粮的国家工作人员，律师事务所是隶属于各级机关单位的法律顾问处，律师无论是在组织形式还是工作方式上，职业自主性都十分有限。
英国学者约翰逊（Terence J.Johnson）在一篇关于英国职业发展史的文章中指出，即使在英国这个被许多人视为职业自治历史最悠久也最稳固的地方，也并不存在职业自由放任（laissez-faire ）地开拓市场而不受国家影响的所谓英雄时代，相反，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兴起时的英格兰，还是在大英帝国鼎盛时期的各个殖民地，法律职业的发展都受到了国家行政和司法体制变迁的实质性影响，并成为构成科层制政府的一支中坚力量。也就是说，律师业乃至整个法律服务市场的社会结构与其国家规范体制的社会结构具有极强的同构性，虽然绝大多数中国律师在2000－2001年的脱钩改制之后就一直处于国家体制之外，但律师业与基层法律服务、企业法律顾问等相关法律职业都并未实现相对独立于国家的所谓行业自治，而是在体制外通过与体制内行为主体的利益和资源交换过程而确立其市场地位，并随着国家规范体制的结构变化而相应地变化。
Austin Sarat andStuart A.Scheingold（eds.），The Worlds Cause Lawyers Make：Structureand Agency in Legal Practice，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Press（2005）。与国外的律师协会不同，我国的各级律师协会实际上是半行政化的事业单位，其在实践中的主要职责并不是为律师提供服务，而是协助司法行政机关向律师寻租。[27]与刑事辩护和涉及敏感人群的政治性案件相比，公益诉讼的风险相对较小，法院受理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大，而且还容易获得主流媒体的关注，因此一度引起了许多律师和其他法律服务人员的兴趣，甚至连一些没有法律执业资格的法律爱好者都以公民代理的方式加入到公益诉讼的实践中。[21]律师们针对律协和司法局的集体行动形式，既包括通过律协内部的选举程序对司法局垂帘听政的现状进行挑战，又包括以诉讼、公开信等外部方式诉诸法院和媒体，最终的结果虽然往往未能达到律师们的期望值，但从河南省司法厅取消注册费[22]到深圳律协会长辞职，再到北京律协降低会费[23]，依然说明这些涉及行业自治问题的集体行动取得了一些成效。
与共生理论和干预理论不同，动员理论的关注重点不是国家对职业自主性的影响，而是法律职业的政治参与和集体行动。[13]这两个分支的共同点，在于强调法律职业内部的政治动员及其对抗国家权力的集体行动，也就是说，法律职业不但要在国家的干预之下维护其自主性并与国家权力共生，而且要通过个体或集体的行动来改变国家权力的运作方式乃至社会的基本政治理念。[7]迪特里希？鲁施迈耶：《律师与社会：美德两国法律职业比较研究》，于霄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30]Sida Liu and Terence C.Halliday ，PoliticalLiberalism andPolitical Embeddedness：Understanding Politics in the Work ofChineseCriminal Defense Lawyers，Law Society Review 45：831-865（2011）。
下文将对其分别加以简要论述。[30]但从根本上讲，中国法律职业的政治命运要取决于司法体制的变革，而再进一步，司法改革的可能性最终取决于国家政治体制的演进。
联系方式：sidaliu@ssc.wisc.edu.[1]Terence C.Halliday and Lucien Karpik（eds.），Lawyers and theRise of Western Political Liberalism：Europe and NorthAmerica from theEighteenth to Twentieth Centur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7）。这些公益诉讼的实践者并不试图直接挑战国家政治体制，而是通过这一庞大体制中的各种漏洞和空隙来润物细无声地推动社会变革，这样的努力虽然在短期内不可能有显著效果，但如能持之以恒，假以时日，必将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成熟乃至政治体制的演进产生影响。
[29]而在被问到您觉得维权律师的标志性特征有哪些？时，受访人的回答就五花八门了，有的强调勇敢、良知和正义感，有的强调无偿、公益、不计个人得失，有的强调对抗公权力，有的强调为弱势群体服务，还有的认为律师的本职工作就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所有律师都是维权律师。文章首先对国外法律职业研究中关于法律职业与国家关系的研究做简要综述，然后转向中国法律职业，分为规范体制、集体行动两部分，以律师业为例，分析法律职业在国家体制内外的结构性约束与政治动员过程。（3）动员理论（mobilization thesis）。在文献综述之后，文章将转向对于中国法律职业现状的分析和讨论，分为规范体制和集体行动两部分，以律师业为例，力图呈现出法律职业在国家体制内外的所受的结构性约束与近年来的政治动员过程。文章分为三节：首先，我将对国外法律职业研究中关于法律职业与国家关系的文献做一个简要的综述。*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特别研究员，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社会学系、法学院助理教授，美国律师基金会研究员。
[5]AlexanderM.Carr-Saunders and P.A.Wilson，TheProfession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3）。可见，上述三个理论视角在理解法律职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各有侧重，干预理论强调国家和市场的宏观环境对法律职业规范体制的影响，动员理论强调法律职业在政治领域的集体行动，而共生理论则相对折衷，试图将法律职业与国家的社会结构与行动统一在同一分析框架之下。
然而，在集体行动中走在最前面的律师也为其行动付出了代价，有人被迫转所，有人被停止年检注册，他们的个体牺牲见证了整个中国律师业的职业化进程。由于数据资料方面的限制，文中的讨论基本上限于律师业，而未能涉及法官、检察官、基层法律服务、法律学者等其它法律职业，但这些职业的政治命运同样值得关注，还要期待日后的学术研究有所突破
在第一维度上，法学的发展需要整合历史的观念性与历史的社会性。邓正来将这两个向度作为对全球化本身做问题化理论处理的基础。
譬如哈贝马斯将世界的去中心化区分为四种行动：目的论的行动，受规范调节的行动，戏剧化的行动和交往行动。[3]朱景文：《中国法理学论坛》[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9 页。其二，从社会意识作用的维度上来看，法律的本土化因素可以看作是社会集体意识的表征，跟社会的历史、经济、文化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另外，经济全球化与法律全球化所踏上的也似乎不是同一条进路。
在全球化进程中，如何将主体性的中国融入开放性的场域，又如何避免这一主体性的丧失将是其中最关键的问题。这似乎是一个两难命题，因为秩序与正义之间并非对立关系，对秩序的追求同样可以包含对正义的追求，反之亦然。
同样，习惯作为长期以来内生于社会的规范，具有母体社会的主体性。这样，在实现社会主义法学现代化这一最终目的指引下，法制与法学才可能超越断层效应。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经济改革的成功所映射出的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伊始我国经济学界呈现的多元化的经济理论模式与习惯。并不是说追求秩序就必须要抛弃正义，追求正义就可以不讲秩序。
这两个问题是一个命题的两个必要条件，是寻求法制的保守性与法学的创新性二者和解的关键因素。法制成为了社会的保守力量，也正是由于法律所追求的经验性的可预期，在交互行为中，才可能表现为经济交易的成本降低以及对任意性权利的重要约束。譬如法律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并不是绝对化的概念，稳定性不等于永恒不变，连续性不等于无穷尽的时间延伸。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融与冲突，法律与规范性以及习惯性之间的分歧，都需要我们通过多维度的整体性思考来求索解决之道。
法制现代化的发展首先就是需要打破封闭的、单一化的模式，既是进入开放的场域，同时也并不应该在某一国家某一地区形成相对封闭的系统。《道德经》中强调道可道，非常道。
社会中的风俗、惯例、道德、习惯等社会既在规范因素，是内生于社会的价值尺度与评判标准，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全球化立足21世纪的本土语境，我国依法治国的战略和法治国家建构已经愈加成为清晰的治国理政方向。
当今中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共存形成的是对制度的适度约束，而对于个体而言影响是甚微的。我们讨论二者之间的关系便需要探究两个基本的问题：我国法律在什么时候需要保守，在什么时候需要创新。
